2月27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保障专题专场上，钟南山院士曾表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投入往往要比产出大得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
可能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疾控中心的重要性才在面前“崭露头角”，他们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们的事业很不普通。
2020年3月份就要退休的杜慧兰是成都市疾控与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的一位主任医师。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她和年轻人一起，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多万人口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外，杜慧兰还参与到流行病学调查组的工作中。
“好久没跳广场舞了哦，平时就这点锻炼了。”杜慧兰笑称自己跳坝坝舞的体能，在这次抗疫期间派上了大用场，连续二十多天，几乎是刚从采集水样的点位回来，就又要奔赴流行病学调查的现场。个子不高的杜慧兰，慈眉善目，言语谈吐间有着一种对公共医学的足够自信。
她参加工作已有四十年。2003年期间，杜慧兰主要负责保障居民的供水安全，“那个时候，我们就常跑水厂进行监督监测，指标合不合格呀，某些指标波动会对居民产生什么影响呀，还要去酒店、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措施落实的督查指导……”而这一次针对肺炎疫情中的流调工作，对于杜慧兰这样的老专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疾控中心之前是针对年轻人进行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相关培训，都觉得我要退休了，就没喊我，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人手不足，这个时候我肯定要上。”杜慧兰说，1月22日她赶到办公室开始自学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及相关技术手册，第二天她就被派到了流调组成为应急小组队长。看到杜慧兰也冲在了第一线，有的队员掉了泪。
“大家面对未知的情况，多少都是没底的，这个时候我如果慌慌张张，那怎么给年轻人们做榜样。”杜慧兰进入流调组工作二十多天，拿出了她专家级别的沉着与冷静。
有一天，杜慧兰和工作人员赶到一个小区的患者家中进行流调，这家人当中的丈夫从武汉回来确诊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妻子刚坐完月子，娃娃才50天，“这个妈妈看得出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她表现得很焦虑，我就细致地教她怎么居家防护，那一趟在他们家停留了半个多小时。”在小区里，有业主看见杜慧兰一行穿着防护服，也感到非常紧张，杜慧兰见状就告诉他们不要慌张，做好正确的防护措施就行，“面对这次疫情，有这些焦虑恐慌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专业的知识来安抚他们的情绪，将心比心，要有人文关怀啊。”
现年53岁的杨晓松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科主任技师，他肯定属于最谈的那一类技术人员。“杨科长闲暇时爱和我们摆龙门阵”。生性羞涩的理化科主管技师薛勇如实评价杨晓松。杨晓松对科室人员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都如数家珍，就连科室博士生、硕士生的导师们是谁，他都能脱口而出。
“1990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成都多地方爆发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我没哦，就是在这一次的传染病防控过程中，我真实体会到了我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毕业于华西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检验专业的杨晓松谈及自己多年来与病原微生物、自然灾害“斗智斗勇”的经历，一脸的骄傲，语言中充满着“章回体小说”的结构。
“在华西读书时，老师就说公共卫生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2002年3月 ，成都市将成都市卫生防疫站、成都市第二卫生防疫站和成都市健康教育所优化组建为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晓松戏称他们的工作为“管得宽”，简单来说，理化检验科要开展卫生、职业卫生、食品安全等卫生理化检验。
杨晓松有两部手机整齐地摆在办公桌上，其中一部手机壳被磨去了棱角，屏幕也刮花了，“这是我女儿淘汰给我的手机，虽然外表陈旧，但是内存大运行速度很快，我就用这部手机和他们加微信。”原来，杨晓松在接听咨询电话中，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主动加了很多咨询群众的微信，以获取更多的疫情防控“情报”。
2月3日凌晨，杨晓松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的电话，“那个女士找我咨询潼南县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情况，我就有些，就说加她一个微信，请她把她看到的潼南县公布的情况给我截图过来。”杨晓松通过这位女士的微信截图，敏锐地捕捉到了各种信息。他怀疑有五位可疑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已进入成都，便立刻报告疫情应急指挥中心。通过后续追踪，这五人确为密切接触者，他们被及时找到并进行了隔离，避免了疫情的扩散。“他们都笑我加了好多个陌生人的微信哦，这下有得摆龙门阵了。”
打太极是文君唯一的爱好。太极拳看似动作缓慢，但实则是以柔克刚，如行云流水般运筹帷幄。作为支部、科副主任的文君表面文静隽秀，平时喜欢安安静静做事，但关键时刻绝不含糊。
文君回忆起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在抗震救灾的现场，承担饮用水检测的任务。“有一天我在彭州的山区采集水样，突然余震，我吓坏了，手里的玻璃瓶差点掉了，我挎上装满水样的军用包就跑。”那一次，文君打破了“慢性子”的魔咒，为了样品，她变得像闪电一般。
这一次疫情期间，文君除了要冒着时刻被感染的风险奔赴流调组的第一线小时群众咨询热线电话。“有一天凌晨，我总共接了48个电话，好像把我后半生的话都说完了。”
在那天接听的电话中，和一个女孩交谈的过程让她记忆深刻。“大概是凌晨三点多吧，这个女孩打电话过来，啥都没说就开始哭，很大声那种。”文君披了一件衣服在身上，她决定和女孩“秉烛夜谈”。“她哭了一会儿了，我才问她怎么了，结果她告诉我她一个人住在成都，周围有人被隔离了，她很害怕，而且她在咳嗽，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文君耐心地和对方作交流，在问清楚了具体状况后，文君断定女孩只是因为孤独、害怕、紧张才怀疑自己被感染。文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女孩科普，并和她聊着天，疏导着她焦虑的情绪，“我感觉就是用语言去为她做心灵按摩，给予她关怀和安慰，在那个不眠之夜里为她指明方向。”
疾控人都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实在是太忙了。除了本文中的杜慧兰、杨晓松、文君，我曾经还采访了应急指挥中心的庹晓莉、张双、王成……他们总体上都是沉着冷静、谨慎淡定的类型。只有杨晓松是个例外，他性格爽朗，对工作充满着热情，对周遭的年轻同事也表现出了长辈般的关怀。“工作艰苦，待遇一般，薛勇的妻子在医院工作，他在家里面肯定说不起话。”杨晓松讲出了大实话，“好多年轻人想走，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当我即将结束采访，走出龙祥4号的疾控大厅时，像邻家大叔般的杨晓松将一小瓶酒精塞到我手里，总裁做完留在她身体里硬要送给我，“真的没啥好素材能为你提供，我们平常干的就是这么些普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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