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医学史上最昭著的一个实验。整整二十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代表美国为这个实验向者正式道歉。
如今，当事人业已逝去，但相关的诉讼仍未彻底结束，有些赔偿金仍然躺在法院控制的账户里，而当事人的子孙们依然被那段的历史纠缠……
塔斯基吉位于美国东南部，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贫穷小城。当时梅毒正在贫困的黑人居住地流行，35%的育龄居民患有梅毒。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在那里启动了一项人体试验，计划观察男性黑人梅毒患者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疾病会如何发展。
梅毒是种的疾病。到了发病期，病人会出现许多红疹，器官如神经、心脏、骨骼都会受累，可能的后果包括失明、耳聋、神经失常、心脏衰竭、乃至死亡。梅毒会通过性行为传给伴侣；母亲在怀孕分娩时也会传给孩子，导致先天性梅毒。
首先，在1932年，梅毒的特效疗法还未出现，当时治疗方案是用砷，但效果并不太好。其次，研究者用“这个试验计划并不会对那些黑人造成，反正本来以他们的经济和知识水平，就不太可能得到有效的梅毒治疗”、“反正就算教育他们，也不能降低他们的性欲（所以他们的伴侣和孩子也是注定要受的）”这样的理由了自己。最后，最开始的实验计划没那么，最初主持研究的Taliaferro Clark医生计划是“先观察6~9个月，然后就给予治疗”。
第一个变化，是研究者们隐瞒了实验目的，并且用谎言（比如不存在的“治疗”）来黑人们与之长期合作。他们告诉黑人们自己提供 “免费体检，免费治疗‘坏血病’（bad blood）”——当地人因为医学知识不足，将梅毒、贫血、疲劳等都以为是“坏血病”，研究者则利用了他们的。
同时，研究者还提供一些小福利，比如免费饭菜，免费乘车来往诊所，免费治疗一些其他小病，偶尔还送一点现金和小礼品。这样的条件当然吸引了不少当地人。最终，他们招募到了600个“志愿者”，其中411人患有梅毒，200个没有梅毒的人是对照组。
Taliaferro Clark医生发现这些变化后难以接受，他在实验开始一年后就退休了，主动退出了这项实验。
而实验也发生了第二个变化，从最初的“观察6~9个月后给予治疗”，慢慢变成了“长期观察，不予治疗”。患者们得到的“治疗”，只是几片维生素和阿司匹林而已。
研究者不但不主动给予治疗，甚至在一些患者有机会从其他地方得到治疗时，还出手。二战期间，有250个被试者被征召入伍，在入伍体检时被检查出梅毒，军方要他们接受治疗后再入伍，而当时公共卫生部的研究者想方设法他们接受治疗。
不止如此，1943年，研究界终于发现了梅毒的有效疗法——青霉素。弗莱明爵士发现的青霉素当时风头正盛。很快有人试着用青霉素治疗动物和人身上的梅毒。就在美国纽约，John F. Mahoney医生用青霉素治疗梅毒病人，结果大为成功，1947年，青霉素成了梅毒的标准用药。而塔斯基吉的研究者们没有给那些相信他们的病人打青霉素。事实上，试验主持者之一Raymond A. Vonderlehr在1952年直接说，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要影响到塔斯基吉实验。
他们任这些病人被梅毒，任他们无意间将梅毒传给伴侣，传给孩子。造就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而他们只是冷漠地记录下一个个数据。
更甚者是，随着没有得到治疗的人不断死去，研究者还申请了新开展一项后续研究——不是给予治疗，而是申请解剖去世者的尸体，通过尸检来印证他们此前的观察，并进一步研究梅毒如何大脑等器官。为了让者们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研究者承诺负担他们的丧葬费用。结果者们不但在生前被，连死后都继续被利用。
1953年，研究者在给塔斯基吉的被试者抽血。这时青霉素已经被认定为梅毒的标准疗法10年，而塔斯基吉的被试者们无人得到治疗。
实验表格，记录下了对照组死去97人，死亡率为53.3%；梅毒组死去276人，死亡率为62.3%。另外，对照组中有18人因为感染了梅毒被转入梅毒组…… 在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备受的生命。
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实验中死者有三分之一是直接死于梅毒，还有许多人因为多年拖延，已经处于梅毒最痛苦的发病阶段。
由于二战结束，做的一些的人体试验被揭露出来。许多医生因此被送上了审判庭。在审判过程中，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医学的人体研究必须让被试者知情同意，必须纯属自愿绝无，必须采纳正确的方法，必须考虑被试者的最佳利益……这些共识铸就了1946年的十项《守则》。
当然，守则并非尽善尽美。医学界仍然继续讨论，在的基础上，世卫组织在1964年又通过了更详尽的《宣言》，同样了医学研究应该如何保障被试者的安全——比如被试者同意时必须是的；被试者必须对实验有概括了解；人体测试前必须先做过细胞或动物实验；如果发现实验对被试造成身心必须立刻停止；要事先拟好实验失败的补偿计划，才可在机构的监管下进行实验……等等。
很显然，塔斯基吉实验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已经确立的医学伦理新标准。然而，研究人员仍然着原本的试验方法，不做任何改变。塔斯基吉实验仍在持续，也就从未止息。
Buxtun在1965年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部，是流行病学家，性病研究员。当他知道塔斯基吉实验后，就深感不安。从1966年起，他就开始给上级写信，表达他对这项仍在持续的实验伦理上的担忧。
1972年， 35岁的Peter Buxtun向高层举报多年未果后，决定。他把塔斯基吉实验的故事告诉了《星报》的记者。1972年7月25日，《星报》报道了这个实验。7月2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是这个故事。很快，塔斯基吉实验就被叫停了。
这40年里，塔斯基吉被试者里有129人因梅毒及其并发症死亡，40人的妻子受梅毒感染，19个孩子一出生就染上梅毒。被试者根本没有被视为应该好好对待的人，而是被视为小白鼠一样的实验动物。
也就在1972年，者们集体向美国提起诉讼，最终获得了900万美元的赔偿。从1973年起，美国陆续开始赔偿者。
1997年5月1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代表美国，对塔斯基吉实验中的者及家属正式道歉。
“这些实验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我们现在不再沉默，我们终于。我们注视你们的眼睛并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宣布，美国的所作所为是令人羞愧的，我感到很抱歉。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我再次为实施了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的实验感到抱歉。”
塔斯基吉实验是医疗史上最的一页，它造成的恶劣影响之一，是令许多黑人们对所有医学实验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许多黑人不愿接受常规医疗保健，参与器官捐献等项目。
人体实验必须落实“知情同意”，但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里，研究者没有坦诚告知被试者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流程。
研究必须基于人类福祉。倘若带来的风险和小于可能给予的福祉，应该停止研究。但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后期，研究者明知青霉矢野浩二老婆傅晶素可治疗梅毒，却没有给被试者这些医疗协助。不但被试者病情恶化，还危害其他者（患者的伴侣、孩子）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塔斯基吉实验不该发生，但它发生了。我们要做的，是确保未来不再有类似的实验发生。即使要增进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也绝不可故意以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