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杀人流血郭玉璞，1928年1月出生于九台，著名神经内科学专家，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1952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1953年8月分配到协和医院工作。1981-1984年赴西澳大学皇家帕斯医院神经病理科和悉尼大学神经内科实验室从事神经病理、周围神经病理和肌病病理研究工作。1987-1991年任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曾任《中华神经科》第一届总编辑，《中华神经科》《脑与神经疾病》和《中国实用内科学》副总编辑，原卫生部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第20、21、22届理事，国际神经病理学学会会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1项、三等2项；原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2项，三等4项；市科技进步二等1项。主编、参编论著9部，包括《周围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神经病理学》《现代内科学》等。2009年获协和医院杰出贡献，2016年获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卓越贡献，2018年获中国杰出神经内科医师终身成就。
郭玉璞（以下简称“郭”）：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念了两年私塾以后就到城镇的小学，毕业以后，就到的省会中学。初三的时候，正赶上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苏联红军就打过来了，学校不能上课了，我就坐火车回家了。回家没几天，日本就投降了。当时社会混乱，那半年就没有上学。
1946年，我到一中继续读初三，毕业后在市高中上学。1948年，解放，解放以后学校停课了。那时候的学校来招生，家里不希望我去外地读大学。不久，兴山医大搬到，起名叫作军医大学，就是军医大学[1]。我们考试也很容易，“十一”前我就入学了。校舍就用了原来伪满国务院、军事部和交通部的楼，国务院那个楼作为基础教学楼，军事部的楼作为内科教学楼，交通部的楼是外科楼。
入学以后，学校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老师、教员都很好，当时没有教科书，主要是他们手写的讲稿、讲义，有的时候他们在黑板上写，我们抄。当时很强调形象教学，老师们一边拿着标本给大家看，一边讲课，这四年的学习很有收获。
1952年10月，医学院部来找我谈话，说接到军委卫生部的通知，我被选入留苏预备班，要去学俄文，然后去留苏。当时这对我来讲是意外，从来没想过。
郭：我上学时知道有协和，但是了解不多。在学俄文的一年中，我就对协和比较熟悉了。俄文得学两个学期，1953年夏天，军委卫生部通知我们这些留苏预备班的学生，有的联系上了学校，有的没联系上。没联系上的要等着，有机会就去，没机会不一定能去。我是没联系上的，当时把我安排到航海医学院。可是我是从农村来的，对海军也不了解，我就没去。军委卫生部的陈干事说到协和很容易，协和是军委编制[2]，我们派去就可以了。另外，我回学校也没问题。我到以后觉得协和是很好的学校，而且我原来学校的教务长到协和教育处工作了，他也介绍协和的好处。所以我一想，还是到协和来吧。
郭：1953年下半年，我到了协和。到内科以后，张孝骞教授来接待我们。他说话非常客气，很欢迎我们来，说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他。他安排我们先在内科病房实习两个月，那时候内科专科不多，各科都由教授带领，当时带我的住院大夫是罗慰慈。
两个月以后，正赶上军委卫生部让协和给军医大学培养师资，要开办培训班，让各科加强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重新分配科室。当时神经科叫脑科系，科病房和神经科病房是分开的，我觉得神经科挺好的，我也学了俄文，正好学了巴甫洛夫，所以就选了神经科。
郭：我到神经科正赶上1954年的毕业班实习，当时许英魁[3]教授生病了，没有上班，接待我们的是副主任冯应琨[4]教授。冯教授要求很严格，他教我们病理标本怎么采取，病历要写些什么，还亲改。当时24小时值班制是很严格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不能离开医院。病人的三大常规、胃液分析等化验都要大夫自己做，每个病房外面都有一个化验室，设备非常齐全。、检查、化验做得不合适，提出问题后都要重新再做。
许英魁主任上班以后，带着助教匡培根[5]大夫做脑解剖标本。匡大夫给我们讲尸体解剖和定位诊断，布置我们给每个标本画解剖图，半年下来画了100多张图。标本摆在神经科办公室的走廊里，方便大家学习。
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刚到协和，看到自己从基础到外语学习都不如协和的大夫好。因为我小学时期赶上日本，学了几年日文。中学学了不到两年英文，等到军医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每个都不深入，都学了那么一点。所以，我就下决心，从头学起，神经解剖、定位诊断……我利用晚上和周末把解剖课的脑组织切片借来，在化验室用显微镜看。我还开始自学英文，复习解剖课程，再做临床，很快就有进步了。
1936年，协和医院神经科医务人员合影。二排左六为雷曼，二排左五为许英魁，前排左七为冯应琨。
郭：许英魁教授是1934年从协和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在协和做住院大夫。他分到神经科后，当时的科主任叫雷曼[6]，因为许英魁肯学，雷曼很重视他，很早就和他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1938年，雷曼把许英魁送到慕尼黑神经医院去学神经病理，不到一年，他就学得很好了。结束以后，许教授转到美国一个病院学脑神经肿瘤病理，在那儿学习了9个月。
1950年6月，协和医院内科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张学德、朱贵卿、邓家栋、刘士豪、张孝骞、钟惠澜、许英魁、冯应琨、周华康。
1939年10月1日，许教授回国，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占领了。他是坐船回来的，下船以后，大家都要给挂着的日本太阳旗鞠躬。他不，日本兵打了他一个耳光。许教授受刺激很大，本来他家中就有抑郁症遗传病史，他就觉得当奴了，回来以后就犯病了，休息了半年才回到协和继续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关门。当时许英魁教授和冯应琨教授就失业了。许教授没有找工作，他小孩多，家里负担重，也很困难。1942年，北大校长要补充北大的力量，没有神经科，就把许教授请到北大开创神经科。冯教授没有小孩，自己就开了一个诊所，两年后也跟着许教授到了北大。
1948年协和复院，两人一起回到协和。不久冯教授去了美国的一个医院，学习脑电图，之后又学了科的电休克治疗。当时美国要聘他做神经科的主治医生，他做了大概10个月，最后还是选择回来了，1949年“十一”前回来的。回到协和神经科后，许英魁教授是主任，冯应琨教授是副主任。
戴：1955年，许英魁主任开办第一届神经病理，您也参加了，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郭：许教授上班以后就开始筹备病理。1955年的春天开始第一期的神经病理。生、实习医生、科里医生都可以听课，但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一周2~3次，脱产的可以和他一起看片子。
神经科尸检的脑标本都归自己管，许教授会不定期地切脑标本，他把大家都叫来，一边切、一边讲，然后把这些标本都留起来备用。许教授讲得头头是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对病理的兴趣。我和舍友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到咱们现在的实验室看片子。所以我虽然没有脱产学习，但是学习得很深入。这个对我非常有意义，我从那时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脑组织切片。
戴：1955年，神经科拥有了中国最早的脑电图仪，冯应琨教授开办了第一届脑电图，您是参加了第二届脑电图，请您谈谈当时脑电图的情况。
郭：1955年，国家给协和进口了一台英国脑电图仪。1956年，冯应琨教授带着王积钴大夫一起做脑电图，就把脑电图室建起来了。1957年上半年就开始办，每班人数挺多，本院大夫也可以参加。但是只讲三个月，讲完以后准备开下一个班。我在1957年回来以后旁听了他一部分的课，到下半年再开的时候，他让我脱产跟他学习脑电图，目的是给他描图。当时我和医院的蒋景文主任一起脱产参加，轮班描脑电图，描完以后写报告，冯教授批改后再发出去。完了以后，蒋景文教授回医院了，我继续描图。
郭：1958年是时期，当时号召专家下乡去为病人服务。正好劳卫所有一个难题，矽肺[7]的病人很多，他们借此机会到协和医科大学找各科的主任一起研究矽肺。因为矽肺病人有很多的植物神经症状，1958年上半年，冯教授把我叫去跟他一起筹备。
当时的专家有病理科的胡正详教授、生理系张锡钧教授、生化系王士中教授、还有胸科医院的蔡儒升院长等。大家去了江西大吉山钨矿后讨论怎么研究。首先是选择120人作为正常对照组，然后给矽肺病人查体，按初期、中期和晚期分成三组。分组后各科检查，我跟劳卫所刘荫曾大夫负责神经系统检测，一共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回来研究了几个月。后来冯教授帮我们总结，并把《矽肺的神经系统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分别发表到《中华神经科》和《中华医学》英文版。这件事增强了我对研究工作的兴趣和信心。
郭：1965年9月，我参加了农村巡回医疗队，被分到湘阴县一个里面，在洞庭湖边上。那时候号召培养赤脚医生，到基层去巡回医疗，我跟着当地卫生院的医生，一起去巡回医疗看病。那时候也很简单，主要是看病人，给病疗方案。我在那做了不到半年，1967年1月从医疗队回院工作。
郭：当年大学的黄震遐[8]教授来参观我们实验室，黄教授跟我讲，你应该出去学习，你们实验室主要是尸检的病例，可还没有神经活检和肌肉活检。他在悉尼大学学习过，说给我介绍。
1980年，冯应琨教授去访问，在悉尼大学碰到了J.G.McLeod教授，他是悉尼大学大内科主任和周围神经病理实验室主任，非常欢迎我去。这个实验室主要做神经活检、肌肉活检，是当时世界上三个最好的实验室之一。
冯教授到西澳珀斯时还遇上了搞病理的B.A.Kakulas教授，他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学的神经病理，回去以后在成立了神经病理科。这个科做得很大，附近的疑难病例都送他这儿来。Kakulas教授问冯教授，你们有没有搞病理的，能不能到我们这儿学习，我们这儿标本挺多的。冯教授就向他推荐了我。
郭：我从1981年7月到1982年12月在西澳学了一年半。到了帕斯以后，我被安排为工作人员，而不是大夫，工资按住院总医师的水平，年薪2万6千澳元，那是很多了。帕斯的病例很多，每个礼拜都有几个脑标本送来。每个礼拜由Kakulas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切脑标本，切完以后做记录，然后包埋、制片、看片并讨论。我那时候读和写还可以，口语差一点，不过能够基本完成工作，大夫也都很愿意帮助我。我对这么多好材料很感兴趣，就拍幻灯片。Kakulas非常好，他说你可以照幻灯片，还可以复印病历，但是要给我留一份，你照片照两份，钱我付。我礼拜六、礼拜天都到实验室整理资料，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我很刻苦，把近百例的病理都照了幻灯片带回来。
郭：帕斯学习结束后，从1983年初到1984年6月，我到了悉尼大学。他们主要是做神经活检和肌肉活检，我从取活检到制片，跟他们学习了两个月。了解以后，我就开始做报告、出报告。这时候McLeod教授给我出了个题目，就是把尸检病人的迷走神经查一下。我选择了糖尿病的病人和酒精中毒的病人，把这些病人的迷走神经取下来与出血死亡的、交通事故死亡等非病死亡的人进行对照观察。我对照了3例酒精中毒、3例糖尿病、4例外伤交通事故。做完以后非常受鼓舞，还在国内外发表了文章。
回国前，我把悉尼大学病理实验室所有的药品、幻灯机、投影仪、相机和小仪器等都买来带回实验室，整整装了2大箱。有了这个基础，回来以后，神经活检、肌肉活检很快就在神经科开展起来了，大大地促进了实验室的发展。接着就申请了“七五”课题2项、“八五”课题2项、“九五”课题1项，卫生部重大课题有3项，博士点课题多项。
戴：我们多次听过您讲“姜氏三兄弟”的故事，非常震撼。请您谈谈如何追踪一个家族20余年，从而在国内首先确诊一种新型罕见病家系的。
郭：我在学脑电图的时候，冯教授讲课就经常说有姜氏三兄弟，这三兄弟都是癫痫发作、小卒中发作，间歇性智力障碍，十几岁发病，20岁左右在我院死亡。1970年，三兄弟中的老二去世后，谭铭勋大夫就动员做尸检，这是三兄弟的第一个尸检。尸检后有很多不同意见，我当时的临床病理诊断是家族遗传性多灶性缺血性脑病，性质待定。我在学习时发现法国发了一篇文章，他报告的是MELAS综合征[9]。我觉得那个临床病理报告和咱们这个病例非常相似。三年后回国，我就找到这个病历反复地看，越看越像，可是没年，三兄弟的外甥来看病了，跟他三个舅舅的病是一样的，都是癫痫、消瘦、反应迟钝，我就给他做肌肉活检。但家属不同意，我说我们用针给他穿刺行不行？家属同意了。在电镜中观察活检穿刺取的肌肉，我们发现了线粒体异常，了之前的推测，协和医院确诊了国内首个线粒体脑肌病MELAS型家系。
1971年，姜氏三兄弟中老三的死亡记录。63岁的冯应琨教授在特殊时期作为住院医师亲笔记录了该患者的诊治及抢救过程，并完成死亡记录。
郭：1955年，许英魁教授开办《中华神经科》，他是主编，冯应琨教授是副主编。1986年，我回国以后进入学会当委员、编委。1991年，在天津开会时把我选为副主编。科那部分由陈学诗[10]主编来组织定稿会，神经科这块由我来组织，一直做了六七年。1996年，《中华神经科》分开，我开始担任《中华神经科》第一任主编。
郭：我出国前就做脑血管病的病理研究工作，从回来以后，申请“七五”攻关课题。从“七五”开始，我就被聘为卫生部脑血管防治组副组长，天坛医院王忠诚是组长，脑防病办公室在天坛医院。在这个期间还做过脑血管病的研究、蛇毒降纤酶对照研究。在全国组织很大的分组治疗，做了五六年，还是取得了一些结果。
郭：老伴对我很好，她就照顾家，我就来干我的活。我有三个女儿，两个律的，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我的小女儿是白求恩医大七年制毕业的，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妇产医院病理科，做神经皮肤病理专科。我爱人现在88岁，还给我做饭，我们生活得挺好。孩子们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她们每年都定期休假回来。
郭：我现在每周还有两次门诊、一次，每月去301医院1次、天坛医院1次、宣武医院2~3次。周四上午从301回来紧接着参加协和神经科大。我这样做既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要是不工作、不动脑、不学习，难免要痴呆的。临床是实践科学，每次去会诊中心看四五位病人，几个专家一起讨论疑难病例，过去学的东西都能够用得上。
现在至少有六七种还给我寄来，我能从上看世界的进展。我愿意参加会，只要能参加的都去参加，能多了解一些情况。
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活动。我不抽烟、不喝酒。老年病总有了，每年定期复查，不影响任何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负担，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自己走得慢一点，注意安全，得承认老年这个问题。我时也很注意有没有讲错话，有没有离题。你们要是看到我什么时候确实是不行的话，告诉我一下，我现在还是争取帮助别人。
郭：虽然医院学科名次是排在前面的，但我们的文章做得还不够，要鼓励大家结合临床做科研，要发表文章，这样才能把协和真正维持下去。要发扬协和老传统，重视临床、重视实验室、重视培养干部，但是一定要把现在的科学和临床病理结合起来。病理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它是疾病的基础，这样的话就能使我们的病理长期发展下去。
[1]1946年7月-1948年11月，中国医科大学迁到兴山（现鹤岗市）办学。1948年解放前，东北联军卫生部发出迅速扩大医学教育的动员令，决定由中国医科大学接收原大学医学院，组建军医大学。1951年学校更名为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1954年并入第一军医大学，隶属；1958年划归省，更名为医科大学；1978年再次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现称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2]1952年1月1日，协和划归军委建制，受军委和地方双重领导，仍担任部分地方医疗工作。总政、总后选派大批干部和战士到医院，协和进入军管时期，担负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医务干部水平的任务。
[3]许英魁（1905-1966），饶阳人，著名临床神经病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
[4]冯应琨（1908-1992），广东广州人，著名神经病学专家，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中国临床脑电图学奠基人。
[6]理查德·雷曼（Richard S. Lyman），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1932-1937年任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
[7]矽肺又称硅肺，是尘肺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是由于长期吸入大量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以肺部广泛的结节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8]黄震遐，1939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脑神经科专科医生，现任脑科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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