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起，由日报参与发起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日渐深入，西北联大对于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随之日益凸显。而这其中有一个名字是不容忘记的，他就是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前身）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的徐诵明先生。
如果说，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如一部厚重的大书，那么，“徐诵明”这一章值得后书特书。这位参加过辛亥和北伐战争的老人，一生担任过五所大学的校长（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被誉为“大学校长的典范”，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大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卫生部党组致辞，赞扬这位百岁老者：“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在医学教育上，徐老可谓是用中文讲授的先河。”
“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在《明道先生行状》一文中，弟弟程颐（伊川先生）这样评价哥哥程颢（明道先生）。这段文字至真至深，令后人赞叹南宋“二程”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在画家徐冬冬心中，外祖父徐诵明正是这样一位“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的儒雅学人。
“公公（外祖父）徐诵明的一生坎坷而又灿烂。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唯有‘爱国’二字。我至今尤不忘他当年的，‘一个人一生没有成就没有关系，但绝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徐冬冬说。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岁入读私塾，13岁考中秀才。1904年，这位天才少年离开故乡天姥山，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清，浙江更是掀起了沪杭甬铁风潮。国已危，家安在？怀揣科学救国思想，徐诵明隐瞒双亲，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他与章太炎结识，并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
“我曾问过公公，在他心中，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老人家只回答了八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曾把从日本带回国内，以备之需，可见当时这样一群先行者是以一种何等心态来面对民族出的。”徐冬冬回忆。
1909年4月，徐诵明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1910年毕业后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1年10月，年仅22岁的徐诵明毅然放弃学业，于11月归国驰援武昌起义，在上海加入了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军上尉连长。
不料，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失望的徐诵明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出众，1917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医学专门学校（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
这期间，徐诵明与同样旅日求学的郭沫若、夏禹鼎、钱潮、哲、刘先登等人成立“夏社”。不料，这一爱国举动被日本设在中国的机关发现后，向外务省密报：在九州帝国大学，以徐诵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为首的中国留学生从事反日活动，。
1919年秋，徐诵明回国后出任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作为当时我国唯一的病理学教授，他率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创建病理学科，填补国内空白，并在此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担任室主任。鉴于教学中一直没有相应的中文教材，1936年，他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著作（上、下册）译成中文。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军收复武汉，徐诵明特地赶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
此后国共，徐诵明心灰意冷，谢绝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军医处长之职，决心重育界，北上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29年，他创办了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前身），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徐诵明被公推为北平大学校长。1937年1—5月，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掌校期间，他推崇和赓续“思想之，学术之”的办学方针，校内气息浓厚。北平大学也由此发展成为当时集女子文理、法商、工、农、医于一体的国立大学。
“当时，公公心中只有国家利益，只问学问，而无党派得失。包括一大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等在内的许多进步教授，都在北平大学任教。”徐冬冬回忆。1932年至1934年期间，徐诵明看到范文澜和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即先后聘请他俩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
1934年，范文澜，徐诵明立即向南京陈情：“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谁知，陈立夫闻后却地回答：“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吗？不是，哪有这样的傻子啊！”交涉无果后，范文澜被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后才被营救获释。
校长徐诵明“设法缓颊，多方营救”的故事还有很多。据《国立北平大学校刊》载：院进步教授侯外庐及其学生周成才后，徐校长分别致电中委陈立夫及张学良等要人请求。1933年5月，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清（妻子），因参与活动，也是向徐诵明求救，才得以出狱。
1935年，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有过旅日经历的徐诵明成为争取对象，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天津一份日本人办的上公布其为委员。
对此，徐诵明先后9次，“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吾对国家及吾本人人品的”，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绝不与日伪。随后，他更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人，通过透社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
1937年2月，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其严密注意学校的“气焰”，并要求解聘北平大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公公专程赴南京找王世杰理论：‘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
早在1928年，大进入低潮时，徐诵明的学生、员贺诚肄业到了上海，生活困顿。徐诵明得知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的毕业文凭，使得他可以在上海开诊所谋生。
其实，贺诚的诊所——达生医院，当时是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此召开重要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卫生部党组的贺诚，才将此事告知老校长：“您是为做了大贡献的人。”徐老这才恍然大悟。他的学生黄树则、马旭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成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领导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国运一样，面临着存亡之危，为使文脉得延，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9月10日，国民教育部以大学、大学、南开大学等师资设备为基础，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由此转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并兼任法商学院院长。
1937年年底，战局持续恶化，九朝古都岌岌可危，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更为深远的陕南汉中。为此，学校成立了以徐诵明为首的17人迁移委员会，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师生以军队编制组成，在行军大队长徐诵明的带领下，先乘火车至宝鸡，再从宝鸡到汉中。
当时，进入汉中唯有川陕公这一险峻之道。徐诵明带着全校师生，踏泥泞，啃锅饼，唱着“为了家乡、土地……咱们站成队伍，一起拿起枪杆”，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徒步500多里，半个多月后终于抵达汉中城固。
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5月2日，在汉中城固举办的西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徐诵明安抚抗战热情异常高涨的师生，坚定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这段话被后人铭记并广为引用。
徐诵明认为，“战时教育，不应邃失平时教育模型。至于应付抗战与国防之特殊知识与技术，自当随时因势利导，以冀收标本兼顾、相得益彰之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北联大的师生深知，“名城可陷，阵线可毁，而全民族抗战到底之共同意志，永不可夺”，唯有“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
然而，国民一直对西北联大的“红色基因”深感不安，为加强控制，他们增派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公然：“西北联大为什么沿袭北平大学的传统？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学说。”随后立即严禁学生学习俄文。徐诵明均不予理睬。
1939年9月，徐诵明请辞法商学院院长，拟请德高望重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接任，遭到抵制，认为徐“已经实行了很多政策，已经走得太远”。更甚者，越过校常委，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
“任命大会进行到一半，三青团的学生就闹起来，要把许寿裳从台上轰下来，许的脸憋得通红，紧接着任命张北海的就来了，公公立即致电陈立夫，‘你作为教育部长，你不可以这样任命一个学校的院长！’在电话里就吵了起来。”徐冬冬回忆。
随后，陈立夫一面派持枪住校，一面徐诵明解聘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10多位进步教授。徐诵明不执行，并与其他40多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顾颉刚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院院长，带了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继而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名为西北大学，而由此分离解散出的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也奠定了西北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字只存在了1年4个月，加上前期的名字“西安临时大学”，也只有23个月。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平大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未能复校。
“中国的教育不能由教育家来管，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怀着悲愤的徐诵明回到重庆，接受审查，一年多后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规划全国医学教育建设工作。
1944年，一直“赋闲”的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此前，同济大学已从上海迁至云南，随后又迁往四川李庄、宜宾两地。
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徐诵明勤俭办校，“注意办学和广延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立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先后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等，组建附设了高级职业学校，还建立起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1944年冬，日军挣扎，以重兵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同济师生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不几天人数就达六百余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针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并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大印。他鼓励学生从军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
1945年1月，300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出发那天，学生整装列队，集体宣誓，气宇轩昂。徐诵明亲临送别，满含热泪，朝着远去的航船招手自语：“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抗战即将结束前夕，国民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考虑到学校发展的长远大计，徐诵明不同意。即使面对来宜宾巡视的蒋介石的当面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这位一校之长还是表示无法从命。蒋介石见徐诵明这个参加过辛亥和北伐战争的老同盟会员态度毫不，也只好作罢。
同济大学校友、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回忆：“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回上海，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学校发给每人若干复员费，自己设法寻找交通工具回上海。”
1945年12月，徐诵明先行归沪，遍寻旧友，商定迁校事宜。在给教育的信中，他陈词：“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1日，同济大学终于迁回上海。但就在回沪正式办公不足一个月，6月25日，为重建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国民决定将徐诵明调往东北，接收伪“南满医科大学”。学校随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徐诵明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任校长之职。
1948年，徐诵明了朱家骅（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提出让其出任大学校长的，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于1949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1992年，医科大学（大学医学部前身）在建校80周年时，为了缅怀这位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的功绩，塑徐诵明半身铜像于校内，供敬仰。
2010年10月14日，大学医学部、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共同发起和主办了“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120周年活动”，联合撰文指出——
“他豁达的心胸、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风范，使这变幻的百年风云最终沉淀为先贤传予后世的丰厚遗产，供后世学人永久铭记。他就像一座不朽的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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