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延安岁月》一书中，作者历时8年，拜访100多位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历史的方式揭开尘封70多年的历史，展示一个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
毛有一段时间得了肩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五十肩，疼得比较厉害。因为经常需要写东西，肩周炎可能给他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很多医生都回忆过在延安给他治过肩周炎。比如说鲁之俊，他是医大的教员，看见中医用针灸治病的神奇效果，就特地去跟一个民间的中医学习针灸技术，回来以后给行针灸治疗。中央医院也派了长何奇经常去给做治疗。很多人都给治过肩周炎，金茂岳主任也去给他看过这个病。金主任在这方面的医术虽然不一定有多高明，但是他是个很细致的人，注意观察疾病跟周围的关系。他发现，办公的窑洞里面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门就朝着住的那间窑洞，正对着办公的桌子。按的生活习惯，他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写作，防空洞里的冷风就直接吹到的肩膀上，这就是导致肩周炎的病因。所以金主任给他看病以后就说：“我觉得你这个桌子摆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你把这个桌子挪开，躲开这个防空洞口。另外，在这个防空洞口挂个门帘挡一挡风，还有就是你白天睡觉以后要经常出去活动活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对你治疗会有很好的作用。”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这个就被采纳了，把办公桌挪到窗户底下，也经常出来散步晒太阳，活动活动肩背。经过综合治疗，的肩周炎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次诊病给毛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后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毛幽默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我后来见到何奇，问她：“当时延安有什么样的理疗设备？”何奇说：“那个时候哪里有理疗设备。我去杨家岭主要是给做肩背部的按摩治疗，以前我在上海沪东医院学习过这种治疗方法。再就是陪着散步、晒太阳。”她回忆说：
我所见到的毛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我做治疗时，总是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如果我去时他还在工作，就请我等一等，拿或书给我看。遇上吃饭，就让我一定要和他一同进餐。开始我就想，怎么能随便和一起吃饭呢，便推辞不吃，可是盛情难却，只好坐下来吃饭。的饭菜十分简单，由警卫员提着一个四层的搪瓷饭盒送来。陈翔刘美含二米饭，一个菜里有一点猪肉，一个菜里放辣椒，一碗汤，这就是的特别待遇。每次都抢先给我盛一碗饭，第二碗自己吃，也不因为我加菜，这使我很难为情，一个人的饭菜，我们两个人吃，往往把饭菜吃得精光。从中央医院到杨家岭做治疗，我都是步行水过河，经常叫警卫员牵着他的马送我回医院，也骑马送过我，我的心里特别受，只有努力工作来慈父般的关爱。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要在延安召开，彭总从前线回来开会，有一天他到门诊部问我，延安哪个大夫比较好？原来彭总经常腹泻已经有一两年了，吃了些药也不见好，现在回到延安，想治疗一下。平日里我对金茂岳主任比较，就说，中央医院的金主任医术比较全面，对病人也好。彭总说：能不能让金主任给我看一看？我说：他现在被关在中央社会部。彭总就打电话去问康生：金茂岳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康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彭总说：没有问题就叫他来给我看一看病吧。经过金主任检查，原来彭总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这是一种寄生虫病，病因清楚了，对症治疗后彭总腹泻的毛病很快痊愈。
当然，给彭德怀治疗这个病的医生也挺多，因为我看别人也有写回忆录给他治疗这个病的，其实金茂岳也只是参与了这个治疗，但是他找到了病因。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彭总参加了大会。
金主任经常要去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出诊，或者看病，或者给领导检查身体做保健，也有时出诊去给妇女做产前检查、接生或做妇科检查。徐乾在延安就认识金主任，就是因为金主任给徐特立老人家检查身体，工作结束后一起吃饭，才知道金主任是，当时金主任对生活习惯还是比较在意的。
在延安，因为生活条件太差，所以结核病人特别多，尤其是在校的年轻学生，集体生活的又促进了结核病的。当时没有卡介苗，又没有抗结核的治疗药物，主要靠补充营养、休养、晒太阳来治疗结核病。因此，中央医院又在南面的山上往上打了三排窑洞做疗养院。1941年1月19日，新成立的延安学生疗养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中央调魏一斋担任院长，邵达任医务主任，郭素琴为长，内科主任何穆兼管结核病。当年11月份，学生疗养院迁往延河对面杨家湾陕北公学旧址。
关向应，原名关志祥，满族人。1902年9月10日出生在大连金州大关家屯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没有上过学，一家人吃尽没有文化的苦，于是决定让孩子上学。关向应10岁那年到本屯私塾念书，他聪明好学，而且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学习更加刻苦，练得一手好字。1918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亮甲店第二蒙学堂，喜欢读历史和武侠小说，受到、杀富济贫的英雄行为的影响，认识到的不公，在日本人对关东州的奴化教育中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绪。毕业后，不为日本人做事，来到进步的泰东日工作，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开办工人夜校，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在员李震瀛的带领下，他阅读了《新青年》、《苏维埃劳工政策》等进步书籍，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成为大连第一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担任小组长。1924年5月，随李震瀛来到所在地上海，一边在上海大学读书，一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1月，他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经陈乔年、余世颂的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成为一位家。五卅惨案后回国，任共青团委。1927年当选为共青团。
1928年6月在六大上，关向应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同年当选为共青团会。1930年参加中央长江局和领导工作。1932年到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湘鄂西分会、红三军委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黔东特区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曾同张国焘的活动进行了斗争。抗战时任八军120师兼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与贺龙等创建晋绥地区抗日根据地。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关染上结核病，1941年因病回延安休养。1945年关向应在七大上当选为。
何穆是从法国留学归国的结核病专家，在没有结核病药物治疗的年代，气胸疗法曾经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何穆曾经给关做过气胸治疗术，希望他的病肺能在空气压缩状态下得到休息，以利于结核病的痊愈。但是，关的体质太差，又没有必需的抗菌药物支持，术后合并胸腔感染，发展成脓胸，这是危及病人生命的严重事件。关的病情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由阿洛夫做一次脓胸的排脓引流手术。就手术本身并没有复杂的技术，可是在当时，却让医生们颇费考虑。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手术在哪里进行，把关搬回中央医院做手术，肯定手术条件好些，有现成的手术室和设备，有X光机配合。可是，搬动体质极其虚弱的病人，程的颠簸就可能加重病情。最后，他们决定到疗养院就地进行手术。这一决定得到中央各方面的支持，贺龙师长派人送来几匹白布，为临时手术室搭起防尘的帐篷。中央医院搬去手术床、照明用的汽灯、器械台、急救药品等一应必需的设备。阿洛夫说：“我们的准备工作要从最坏的情况考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亲自一一检查准备好的物品才出发。手术是阿洛夫主刀，李冰任助手，侯明任器械，李树坚任巡回。在大家密切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手术。但是，术后的治疗、营养、护理等各方面都关系到病人的康复。虽然大家都尽力了，但是仍然没有关的生命。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不幸病逝，享年44岁。晋绥边区人民隆重举行大会，会后公祭三日，前后赶来祭奠的群众达三万余人。毛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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